时评：中国崛起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作者：江峡
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变动与世界话题是中国的大国崛起。世界各国首都与国际关系学术界谈论最多且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大国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冲击及影响。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战略中心，坚决参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一方面坚守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日益发展成为全球政治力量中的重要一极。越来越多美国及西方智库学者与政府官员开始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及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与意识形态价值观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挑战。早在小布什政府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已对中国快速崛起表示焦虑和警觉，主张遏制中国崛起的呼声不绝于耳。到了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朝野开始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以特朗普政府发动空前的对华贸易战为标志，美中进入大国激烈竞争时代。今天，中国正面临严峻的大国竞争的新国际环境，未来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与不确定性。由于中国人口下降、房地产不断暴雷、债务居高不下，对投资驱动型增长的依赖以及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影响，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可能放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经济复苏步履蹒跚，经济步入“双底”来形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远景。几个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都调低了中国在2023与2024年的经济增长，有关国际智库甚至预测，直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都不可能超过5%。中国如何应对新的大国竞争与诸多发展挑战，继续推动经济崛起，值得探讨和分析。
一 历史的回顾：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实现改革开放后，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启动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改革计划，推动中国全面进行4个现代化建设。为了唤醒一个沉睡的经济巨人的巨大潜力，将长期遭受孤立、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裕强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目光瞄准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希望学习了解和借鉴他们的发展经验，同时期盼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获得亟需的投资、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当时，邓小平与中国政府决策层做了三件重大决定，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大国崛起影响深远。
第一个决定是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大型代表团访问欧洲，实地考察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现状及成功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参照物。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欧洲现代化取经之行，非常成功，受到欧洲几个重要国家的热烈欢迎与支持，为中国打开大门，向欧洲与世界开放，发展经贸合作，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1978年夏天，谷牧率团访欧归来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这次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国决策层大力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
第二个重大决定是推动日中友好与中美建交，并由邓小平亲自访问日本与美国。1978年10月，邓小平对日本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在访日期间，邓小平除了与日本福田首相会谈外，还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汽车厂、松下等日本企业，还乘坐了新干线、气垫船等现金交通工具，会见了日本工商界领袖以及经济组织联合会等日本最重要的工业和经济组织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这次备受瞩目的访问中，还拜会了日本天皇，表达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发展新时代中日友好关系的极大重视。邓小平首次对日访问相当成功，福田首相表示希望日中世代友好，衷心期待中国成功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告诉邓小平，如果日本人能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中国人应该毫不犹豫地询问。1979年2月，邓小平从美国正式访问返回北京途中，在东京短暂停留，再次访问日本，与日本新首相大平正吉举行了友好会晤，并与前首相福田武雄和田中角荣会谈，向日本人介绍了他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会谈的情况。邓小平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两次访问日本，表明了改善和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在他思考经济改革和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邓小平对日关系的重视与亲自访问，奠定了未来数十年大部分时间里日中关系的基石，争取到日本对中国和平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支持。据《朝日新闻》统计，从1979年至2022年大约40年时间里，日本对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达3.6万亿日元（290亿美元），有力地援助和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本对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细分为近1600亿日元的赠款援助，无偿还义务的资金提供，约3.3万亿日元的贷款和约1900亿日元的技术合作。在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初期，援助主要是为了支持港口或发电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重点转移到建设地铁网络或解决贫困或环境问题等项目上。随着两国关系降温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日本对华官方援助逐渐减少，并在2022年春正式结束。
邓小平访问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友日本后，中美两国政府于12月中旬发表建交公报、并在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随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月下旬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大洋彼岸两个大国敌对和隔绝30年后，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在划时代的对美国的8天访问中，出席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参加了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在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期间，与美方签署经济、教育、科技、空间、高能物理等领域一系列合作文件，并８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在观看得州休斯敦的骑术表演现场，他欣然接过两位女骑士献上的白色牛仔帽戴在头上，随后又频频挥动向人群致意。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文化风俗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传递了中国热爱和平、盼望与美国友好合作的强烈信息。邓小平对美国的旋风访问，在美国掀起一阵“中国热”，邓小平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与卡特总统正式联合签署《中美联合新闻公报》，明确指出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中美建交与邓小平成功访美，给美国舆论与观众留下了良好印象。卡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受到了美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我们还签了很多协议。他极富幽默感，我很喜他。”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当年进行的民调显示，有高达64%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有力地促进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第三个重大决定是加入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中国获得亟需的资金和国际金融知识，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
1980年4月，在卡特政府与美国金融界的支持下，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了与IMF的长期合作。作为低收入贫穷国家，从1981年至1985年，IMF两次为中国提供亟需的信贷，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及时全部偿还IMF安排的信贷，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信用。另外，IMF积极赞助中国银行官员参加各种金融培训项目，帮助他们认识了解国际金融市场与运作，包括金融分析和规划、国际收支、公共财政、政府财政、货币和银行、外部资本账户可兑换性以及金融统计编制方法。IMF还通过对中国采取考察、研讨会和专家访问的形式，在金融管理与规范上提供技术援助，如财政政策和税收管理、商业和中央银行立法、货币工具和银行间市场的发展、对外经常账户可兑换性和统一的外汇市场以及经济和金融统计。IMF每年与中国就经济发展和政策问题举行谈论与磋商，鼓励和协助中国金融部门、对外贸易部门和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同时在有关中国在IMF的理事、份额和投票权问题上提供支持。2001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批准将中国的配额从46.872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由于这一增长，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从占总数的2.19%增加到2.95%。使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与市场上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邓小平邀请世界银行行长访问中国，希望得到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援助与全方位的资金与技术支持。1980年4月，在邓小平的亲自邀请下，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问北京，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会晤。邓小平在会谈中，首先询问了世界银行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的情况，并指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得到世界银行的优惠援助。他强调说，中国将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但外国专业知识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将会有很大帮助，中国要想取得成功，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邓小平当时说了一句名言：“我们决心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在没有世界银行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更快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与邓小平的坦诚会谈使其相信，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紧迫感，对世界银行表示极大信任，使他可以说服世界银行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1980年5月15日，在世界银行理事会执行会议上，北京被接受为中国在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台北代表地位与会员资格被排除。在中国的积极争取下，中国在1980年顺利成为世界银行与IMF会员国，成功加入到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为中国获得亟需的资金和国际金融知识，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腾飞，铺平了道路。
中国加入世行之后，与世界银行之间迅速发展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合作伙伴关系，涵盖了贷款、开发投资的各个方面–包括投资的技术准备、可行性分析和融资、以及金融人才培训和向中国介绍国际竞争性招标等国际惯例。在中国加入世行头10年内，世界银行是向中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最大单一来源国际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孤立，中国当时对世界经济发展、贸易投资、股份制、商业和金融管理以及市场化等概念几乎一无所知，当时中国领导层视世界银行为外国知识和经验的主要来源。世行为中国提供的第一个主要项目，即培训熟悉了解国际金融管理和市场化的人才。据世行的数据显示，易刚、楼继伟、王歧山、刘鹤等，都曾参加了世行的金融交流培训。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金融管理与市场化的骨干与领军人物。不仅如此，世行还为一些中国大学高水平发展提供贷款，支持和帮助中国培养亟需的科技人才，它涵盖了25所大学的科学专业（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并为科学家的实验室设备，计算机和短期学习任务提供资金。1981年，世界银行给中国的第一笔贷款就是为中国大学发展提供亟需的2亿美元贷款。1985年又提供了1亿4千5百万美元的贷款。从1981年6月至2022年6月40年间，世界银行总共为中国各行各业441个发展项目提供了666亿7千7百万美元贷款，最初主要集中在提高效益的“市场与金融改革”，以后扩展到绿色发展和卫生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
对中国当时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试点，世行也予以积极协助，就如何维持农村收入和生计成果提供意见与贷款，推动民有私营经济的兴起。世行建议建立农村企业和私营企业，放宽对外贸易和投资，并非常深入地参与了协助中国政府将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的工作，支持私人资本向农村集体企业、家庭农场、小型私营企业投资，同时引入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加入，摆脱国家行政部门的不断干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效率与生产力。民营生产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力量。上世纪90年代中期，IMF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研究分析发现，1978年后，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实际增长率超过9%，在几个高峰年份，增长超过13% 。IMF认为，中国采取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对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中国生产力繁荣至关重要。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消失，使世界开始进入真正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时代。后冷战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利用后冷战时代和平发展的红利，将经济发展，提高美国实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其国内施政最优先的任务。克林顿政府大力推动正在蓬勃兴起的以计算机和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新技术信息革命，同时将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作为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全面提速。
此时，中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因80年代末北京政治风波和外部制裁陷入停顿，经济转型处于十字路口。在舆论界思想混乱，中国改革与经济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初南巡并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声称“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叫停了中共党内关于“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明确提出中国可以搞“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中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改变。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强劲的东风，为推进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注入活力，指明了方向。当年秋天，中共召开十四大，正式确定了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十四大后，抓住发展机遇，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实践市场经济，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开始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
1993年1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根据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实际情况，将发展美国经济，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以及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克林顿执政初期，曾对中国的人权、贸易不平衡以及知识产权多有批评，中美关系在他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每况愈下。虽然克林顿一再表示绝不能孤立中国，应该与中国保持接触，但始终没有一个明确而有效的对华政策。在连任成功后，克林顿决定采取行动改善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中国的关系。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互访达成一致意见:即中美两个大国应该建立一种有建设性的、面对21世纪的伙伴关系，双方可以在国际安全、经贸合作与军事交流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可以通过对话与合作交流来解决。这个时期，尽管发生克林顿政府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进行威慑，以及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但中国决策层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不动摇，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定不移地参与和融入战后国际体系。克林顿政府则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扩展美国主导秩序的过程中，对中国采取了接触与合作战略，不仅欢迎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贸易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使中国在迈进21世纪之际，处于一个空前有利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
二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
2001年1月，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在共和党保守派的推动下实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曾一度将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视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与战略竞争者。特别是在当年春天发生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9月11日，美国突然遭遇“9.11”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誓言将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中国政府审时度势，立即表态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愿意在反恐问题上与布什政府进行合作，赢得小布什政府信任。当年10月，在美国处于反恐战争的关键时刻，布什总统排除一切干扰，应邀前往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并访问中国，与江泽民主席就全球反恐与经贸合作举行了会晤。以“9.11”为转折点，中美两国在反恐以及有关全球问题上开始加强广泛合作，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金融与工商业界的强烈推动支持下，小布什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打开大门。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中国，利用这个空前巨大的机会，开始更加努力地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GDP不断增长，并在2012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日益在经济总量上逼近美国。中国开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随着冷战结束与中国的崛起步伐加快，中美关系与国际关系的格局因中美双方力量的消长演变而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带动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中国不仅成为亚洲主要经济与军事强国，而且逐渐进入世界体系并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反响；其二，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政治与外交精英期待的方向发生变化，他们期待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将会变成一个政治更多元、市场更自由、社会更开放并且在外交上紧跟美国脚步的国家，期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北京没有按照美国意愿发展，而是坚持自己的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并在世界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表现得越来越自信。这无形中引起美国战略学者与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猜忌与警惕，开始促成美国对华认知与战略的转变，日益将中国视为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与挑战。
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保守派学术界即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1995年7月31日，著名的《时代周刊》杂志发表保守政治评论员克劳萨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将中国比作二战前的纳粹德国，是对国际社会最大的威胁，主张美国面对中国这种“野心勃勃的强权，不但要遏制，而且要从快，从严”。这个时期，在国际关系学术界与思想文化界对“中国威胁论”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夏天，亨廷顿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文章指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新阶段。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亨廷顿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儒家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之间的潜在分歧在人权、贸易和武器扩散等领域再次凸显出来。这些差异不太可能缓和。”他强调，中国正在发展对抗西方军事力量的能力，持续扩大自己军事力量及其创造军事力量的手段。在经济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军费开支，并大力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军事集结和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正在引发东亚的多边地区军备竞赛。中国还是对伊斯兰国家武器和武器技术的主要出口国。“儒家与伊斯兰的军事联系已经形成，旨在促进其成员获得对抗西方军事力量所需的武器和武器技术。”亨廷顿建议，美国与西方要限制儒家和伊斯兰国家军事力量的扩张;在其他文明中支持同情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团体;加强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并使其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等。1996年，亨廷顿将该文章的观点拓展为一本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全面论述世界文明的冲突与全球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组成，中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政治学理论上定义了中华文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威胁与挑战。而且他认为，未来美中两国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冲突根源于背后的两种文明两种观念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他的观点在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与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后，克林顿政府调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进行阻吓，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民间开始发出强大的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国防与军备建设，特别是重视建设强大的远洋深蓝海军。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与经济不断快速发展，以及国防军备建设突飞猛进，更加被美国与西方视为威胁，美国学术界与媒体舆论界”中国威胁论“的调门一再升高，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前后，美国学术界与出版界发表出版了不少送怂人眼球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文章与著作。例如，1999年，美国出版了标题为《红龙在崛起-共产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2000年，出版《中国控制亚洲和世界的计划》和《中国的威胁-人民共和国如何瞄准美国？》；2001年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2006年出版《敌人-美国的对手如何偷窃美国的关键秘密-我们是如何让其发生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个巨人的崛起和麻烦的未来-对美国的挑战》；2011年出版《致命中国》；2015年出版《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以及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不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这些著作大多数出于美国保守鹰派学者或媒体之手,论述国际关系中，历史上新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冲突难以避免，指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利用美国提供的贸易优惠政策操纵汇率、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发展现代化军事力量、威胁亚洲邻国，企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挑战美国全球霸权。
简而言之，由于中国快速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令曾经非常自信的美国人面对中国在21世纪的快速崛起越来越焦虑不安甚至恐惧，越来越多美国智库学者与政客，特别是军方将中国视为在21世纪挑战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
三 特朗普上台与中美关系畸变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在美国学术界与一些政客中，虽然一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鼓吹遏制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从克林顿、小布什、直到奥巴马政府，都从国际现实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全球战略出发，在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与行为多有批评指责的同时，但在对华政策与行动上并没有视中国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与敌人，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接触合作，同时有竞争的对华政策，欢迎并支持中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之中。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的支持也深厚而广泛，他们将中国视为制造业基地和巨大市场，拥有超过10亿的潜在客户。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等贸易团体都为中国游说，以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进行贸易，参与全球化。中美两国之间广泛的接触与合作，以及人民之间频繁的友好往来，为中美两国创造了双赢局面。它不仅为中美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并对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繁荣产生积极影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其曼在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讨论“美国帝国的盛衰”时曾指出，从1991年至2008年间，中美两国人民乃至全球都经历了一个乐观主义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其经济规模几乎每8年翻一番。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家与家庭拥有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如今更已经发出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及外汇储备国。与此同时，美国仍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硅谷发展迅速，谷歌与苹果等高科技公司的兴起，再次坚定了美国人对美国资本主义创新力量的信心。美国的政治，经济理念与思想引领世界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美国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强调说，在乐观主义时代的美国总统都充满信心，“他们都欢迎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与美国的双边商业关系大幅增加。根据美国贸易数据，两国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6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业务，以便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销售其产品，并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2016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当年，中国制造业总增加值比美国高出49.2%。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比美国重要得多。2016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总额相当于其GDP的28.7%，而美国为11.6%。中共十八大以后，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与现代化，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举措将创新作为发展经济规划的重中之重。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通过广泛的政府援助，在10个关键领域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和现代化，以使中国成为这些领域的全球主要参与者。然而，这些措施引起一些美国人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打算利用产业政策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包括将外国公司拒之门外），并最终主导全球市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新的产业升级计划，导致美国许多分析人士猜测，中国是否以及何时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军事强国”。
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以“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伟大”作为竞选口号，将美国今天面临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中国，一再指责中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中国偷走美国的工作，中国操纵汇率，中国扼杀美国，使美国一天天衰退，将“中国威胁论”炒作到空前的高度。特朗普还一再表示，过去的历届总统对中国都太软弱，如果他成为总统，他会把美国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将会对中国输美贸易产品征收25%至45%的关税。只有他才能让中国就范，使美国变得更伟大。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竞选策略顾问班农指出：“他准备与中国的对抗有30年时间了。他一生中考虑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的经济威胁。”
随着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高涨，华盛顿对中国的评估变得特别极端。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快速崛起的中国视为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围堵和对抗中国影响力的举措。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被认为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创新和知识产权政策发起了301调查。2018年春，特朗普单方面对中国发起空前的贸易战，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提高了25%的关税，而中国马上进行反击，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提高了关税（从5%到25%不等）。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使中美两国联系的基石严重受损。
2020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不仅面临空前的卫生健康危机，而且全球经贸往来与供应链也受到巨大冲击，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与人员交流几近停止，供应链受阻尤其严重，特朗普政府将这一切归罪于中国，开始谈论美中经济“脱钩”。特朗普政府以毫不留情的手段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宣传上，全方位攻击和打压围堵中国，这是中美40年前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及政府中所罕见的,将中美两个大国关系推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边缘，中美关系发生大逆转。中国在冷战结束后获得的和平发展红利和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势头受阻。
美国民主党成为在野党后，面对共和党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党内高层及其外交政策精英也开始重新评估民主党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自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在近半个世纪里，美国相信自己的实力与霸权能够将中国塑造成为美国喜欢的样子。然而，“胡萝卜与大棒都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影响中国。外交和商业接触并没有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平衡都没有阻止北京方面寻求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野心。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像预期的那样有力地吸引或约束中国。相反，中国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道路，让美国的期望落空。”民主党外交政策精英在对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行评估后判断说，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快速崛起，中国没有遵守美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与规则，企图以自己的发展模式与美国竞争，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而且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自信，相信美国正在衰落。“华盛顿现在正面临着现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要应对这一挑战，就需要放弃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2019年秋，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民主党中国问题专家坎贝尔，联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详细检讨分析论述美国对华政策，美中关系现状，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以及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们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现在正在对冷战以来的外交政策进行最重要的反思。尽管华盛顿在大多数问题上仍然存在激烈的分歧，但越来越多的的共识认为，与中国交往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认为，华盛顿今天的共识是，美国与中国进入全面竞争的时代。沙利文与坎贝尔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是拜登竞选团队中主要的外交政策顾问。沙利文在拜登就任总统后被任命为白宫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坎贝尔则被任命为白宫协调亚太事务的负责人，他们的观点对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影响巨大。
根据民主党外交政策精英们对中国的这种认知与评估，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殊途同归，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仅延续了强加给中国的高额关税，加强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鼓励高端产业回归美国，同时在国际上构建与中国对抗的所谓国际民主联盟，以及新的经济和科技联盟，重组全球供应链，企图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民主联盟和经济及科技联盟之外。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拉拢北约以及亚洲盟友，在亚太地区加强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鼓并武装台湾，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挑战中国的红线，使台海与亚洲地区面临日益复杂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现在都在担忧，中美两国可能会在台湾海峡与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与战争，破坏该地区数十年来的和平与繁荣。
四 中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困境与未来展望
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在亚洲和全球与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推行了一条与中国全面对抗的零和竞争游戏。在舆论上，他们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其强大的全球叙事能力，将中国描绘为对亚洲及全世界的威胁与挑战，严重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为围堵中国制造舆论根据。同时，在经济、科技与军事上围堵中国。今天，中国不仅面临不利的世界舆论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竞争，而且正面临着两个严峻的趋势-战略包围与经济增长放缓，这意味着其未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与挑战。
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春、夏、秋几个不同季度，对全球19个主要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6%受访的人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全球力量与影响力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充满恐惧与不满，而且大多数国家受访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美国高达82%的人持负面看法，80%的韩国人持负面看法，87%的日本人持负面看法，86%澳洲人持负面看法，74%的加拿大人与德国人持负面看法，69%的英国人持负面看法，68%的法国人持负面看法，64%的意大利人和63%的西班牙人持负面看法。只有亚洲国家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低于50%以下。根另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4月12日公布的民调，83%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其中有44%是“非常负面”，这个比例较2022年增加了4%。尽管美国和中国彼此为最大贸易伙伴，却有47%的美国人表示，中国从美中贸易关系中受益多于美国，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双方受益平等。
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23年2月9日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民调显示，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受欢迎度已经从去年的57%，上升到61.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的受欢迎度则从去年的43%，下滑至今年的38.9%。这次调查一共访问了1308位东南亚国家的民众。调查显示，美国在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新加坡、老挝和泰国最受欢迎，受欢迎度分别为78.8%、77.9%、73.1%、67.8%、61.1%、58.9%和56.9%；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受欢迎度则相对低落，分别为21.2%、22.1%、26.9%、32.2%、38.9%、41.1%和43.1%。中国则在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东南亚国家中的受欢迎度超过美国，分别为55%、54.8%和53.7%；而美国在这三个国家中的受欢迎度则为45%、45.2%和46.3%。
面临美国强加的大国竞争叙事与对抗行动，中国政府与人民仍一直希望与美国发展友好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造福中美两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202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对话时，对其宣称的以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的无礼傲慢表示愤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交锋。随后，在与拜登政府官员的每次会晤中，北京都坚持认为，在美国采取行动“改善气氛，回到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正确'道路上”之前，中美合作将暂停。
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拉塞尔认为，中国实际上向美国发出的信息是“取消关税，取消出口管制，在台湾、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立场-然后我们就可以谈谈了。他主张，中美两国外交官员以及最高领导人应该进行接触沟通，双方可以启动认真的外交接触，包括外交所需的所有探索、解释、测试、谈判，甚至妥协。他强调，美中关系迫切需要这种外交，特别是在高层外交，以阻止可能导致战争的恶性循环。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与肯尼迪对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表示担心，他们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指出，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缺乏联系使得难以同情和从对方的角度看待事物。在这两个国家，北京和华盛顿都认为，两国关系恶化完全应归咎于对方，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对对方无理侵略的理性回应，双方鹰派共识开始固化为正统观点：美中竞争已经转变为生存冲突。他们主张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接触和沟通，避免误解与误判。他们强调说：“中美两国人民-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学者和普通公民——最好对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要建立这种相互理解，没有比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访问更好的方法了。”
2023年6月18至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中国，这是自过去5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中国，举世瞩目。布林肯在会见中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习近平在会见布林肯时强调，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美国也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坏中国的正当权益。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布林肯告诉习说：“拜登总统让我前往北京，因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有义务和责任管理我们的关系”。“美国致力于这样做。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布林肯对中国的这次访问，达成一些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禁毒等共同的跨国挑战。双方将在华盛顿和北京进行后续高层接触，以继续开放的沟通渠道。包括通过联合工作组取得进展。同时，中美两国将逐步恢复因疫情中断3年的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这有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了解，加强互信。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是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契机，它为更多美中高层的接触对话打下基础。根据双方会谈意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等拜登政府高官，都先后在年内访问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布林肯的访问为拜登和习近平当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晤铺平了道路。拜习在2022年印尼G20峰会一年后于美国旧金山再次会晤，达成诸多共识和有关合作协议，对稳定两国关系与进行相关领域的合作至关重要，成为中美关系重启的新起点。
五 结语
回顾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4个现代化为国家发展战略，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这个时期，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采取积极行动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国际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从1979年的275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2551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3萬亿美元，2021年GDP总量达17.7萬億美元，预计2030年前后GDP将超过美国。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有活力和创新的国家，正在国际社会多个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全体国民对经济增长和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渴望，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明创造性空前激发出来。中国利用人口红利–大批年轻低薪工人与渴望致富的勤劳国民的全体努力奋斗，在短短40年时间，实现人类历史上跨越性的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快速提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1986年以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元。2005年，这一数字首次突破1万元，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0多倍。中国已基本使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0%以上，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
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未来20-30年内，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将长期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阶段，仍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但同时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外部国际环境和诸多国内发展挑战。在国际上，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风险将来自美国的围堵与打压。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国竞争甚至对抗将比美苏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可能持续更长时间。这种对抗可能不仅是在科技与商业领域，也会在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需要正确而灵活的国家战略策略与外交政策，坚持对外交流与合作，包括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接触与对话，并及时预测风险，妥善管控冲突，应对新地缘政治竞争时代的各种挑战。
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不可能击败中国。这是因为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全球化，努力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会惠及全球许多国家与地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希望继续与中国做生意，进行贸易往来，即使冒着美国反对甚至可能制裁的风险。其次，中国有一支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可以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海外经济利益。其三，中国不会追求全球霸权，不会在全世界搞扩张，并且在外交与对外关系上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进行广泛的友好往来，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只要中国决策层不犯颠覆性的战略错误，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人民，就能够克服各种挑战与困难，战胜惊涛骇浪，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