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滴滴之后 中企赴美上市将进入拐点
【本报综合讯】在中国互联网巨头滴滴出行遭到安全审查后，中国监管机构近日收紧了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热潮可能进入转折点。
六月的最后一天，滴滴低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仅在48小时后，中国监管部门宣布对其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滴滴出行的应用随后被下架。
近乎同时，六月在美上市的另外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货运物流公司“满帮”和在线招聘平台“Boss直聘”也被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启动调查。
这三家公司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积累了海量中国用户的数据，这撞上了中国监管的枪口。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已经将加强对科技巨头及其海量数据的控制作为监管重点。
数据主权
经济交往长期被视作连接美国和中国的融合剂，中企赴美上市每年为美中两方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随着美中的竞争扩大到各个领域，中国正在确保本国的数字信息不落入美国手中。
尽管中国有强烈的经济动力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据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全球数据流动使全球GDP提高了10%以上，而中国对数据安全风险和地缘政治博弈的考虑占据了上风。
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表示：“中国倾向于对美国进行镜像。美国的数据如果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用于情报。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中国的数据流入美国，美国政府也会这么做。”
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对数据的监管。早在2015年7月实施的《国安法》中就指出要实现重要信息系统和数据的安全可控；2017年6月的《网络安全法》则明确，中企需要经过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向境外提供数据。
依据上述两部法律，中国在2020年6月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滴滴是该法实施以来被网络安全调查的第一案。此外，中国首部《数据安全法》将于今年9月1日生效，让政府有权要求公司与政府分享风险数据，并进一步限制公司向境外分享数据。
去年，中国监管机构叫停了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其母公司阿里巴巴遭到巨额罚款，为中国科技巨头赴美上市敲响了警钟。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报道，中国官员曾要求滴滴推迟IPO，部分原因是担心美国可能利在美上市公司提交的数据来掌握中国用户的数据。
在滴滴被下架后，中国国务院本周二下发了《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要求加强对中概股的监管，并完善对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的管理。
路透社周四报道称，中国证监会还将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准备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必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在刘易斯看来，中国利用对滴滴的监管发出信号，要求计划赴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回国上市。
他说：“中国已经决定，试着强迫公司在中国进行IPO，特别是当涉及到一些数据共享时。。他们选择了一家大公司做例子，其他公司就会从中学习。”
赴美上市来到转折点
在中国收紧海外上市规则的同时，中国公司在美国也面临更严格审核，这可能促使更多中国公司被迫寻求在上海、深圳或者香港的交易所上市。
美国收紧了对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的监管规定。国会去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A），并由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要求将连续三年未达到美国审计标准的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
然而，中国长期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让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记录做检查，以评级公司财务情况。
特廖洛表示，美国政府对中企的透明度问题越来越关注，但中概股几乎不可能满足美国监管机构的要求。
他说：“中国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被要求接受独立审计的前景日益感到不安。但在目前的紧张气氛下，中国政府非常不可能同意让其公司接受审计。”
尽管美中紧张关系升温，美国金融市场仍然对中国科技公司具有吸引力。专注亚洲业务的审计和咨询公司麦楷博平联席董事长伯恩斯坦(Drew Bernstein)说：“美国市场提供了最多样化的资本来源，允许附加轮融资，并将公司提升到全球舞台。”
据金融数据供应商路孚特的数据，今年前六个月，共有29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筹资总额达76亿美元，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最新的监管损害了投资者对滴滴等中概股的信心，这将影响需求上市的中概股的估值。滴滴出行周四下跌约5.9%，本周累计跌幅近30%。
一些中国公司开始重新思考赴美上市计划。路透社援引知情人报道称，中国医疗大数据公司零氪科技搁置了在美上市筹集的计划。该公司上月提交在美IPO申请，原于周四美国市场收盘后为其股票定价。
路透社还在5月报道称，中国政府正向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施压，要求其放弃美国上市计划，转而选择在香港上市。
目前，在美国上市的几个大型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百度，在过去两年中已经在香港二次上市。
美两大股指决定移除更多的中国公司
为了执行政府的命令，美国两大股票指数决定移除更多的中国公司。
标普道琼斯工业指数（S&P Dow Jones Indices）星期三晚间决定8月2日起将25家中国公司从指数中摘除，富时罗素（FTSE Russell）指数同时决定7月28日开始将额外的20家中国公司从指数中移除。
美国总统拜登6月3日签署行政命令，扩大禁令范围，禁止向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公司进行投资。
富时罗素表示，移除额外中国公司是根据指数用户和持股方的反馈而决定的。富时罗素将移除的中国公司包括航天彩虹无人机（Aerospace CH UAV）、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vic Aviation High-Technology）和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Avic Heavy Machinery）。
富时罗素之前已经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等中国公司从指数中移除。
标准普尔（S&P）根据一个之前发布的行政命令将箩筐技术有限公司（Luokung Technology Corp）等部分中国公司从指数中移除。标准普尔说，根据拜登总统最新签发的行政命令，这些公司现在可以回来了。
加大游说力度，华为、海康威视雇佣前美国议员和官员
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华为和海康威视最近雇佣更多前美国国会议员和官员，为其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展开游说。
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过去一个月来，华为新雇佣了多家游说公司，其中三家是由前美国国会议员或熟悉美国国会和政府事务的前官员创立。
一位是前共和党众议员李·特里（Lee Terry）。特里1999年至2015年间担任内布拉斯加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是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成员，曾任该委员会商业、制造和贸易小组主席。他卸任议员后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
另一位是熟谙国会事务和运作的格兰·雷诺尼昂（Glenn LeMunyon）。雷诺尼昂于1985年至1996年间在美国国会工作，曾担任众议院多数党党鞭的助手。他离开国会后开始从事游说工作，于2000年成立自己的公司雷诺尼昂集团（LeMunyon Group）。其公司网站说，雷诺尼昂与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交通与基础建设委员会，以及两院领袖团队的成员和幕僚保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第三位是精通白领犯罪的律师史蒂芬·本哈克（Stephen Binhak）。本哈克曾作为副独立检察官（Associate Independent Counsel）参与和克林顿总统有关联的白水事件的调查。他离开公共领域后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所。
《国会山报》（The Hill）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华为与这些公司接触，是为了促成华为与美国政府之间更好的了解。
根据三家公司国会网站登记的信息，特里和雷诺尼昂将在电信和基础设施方面展开游说，本哈克则游说与贸易、经济制裁和年度国防开支法案等相关的议题。
除这三家公司外，新近注册登记为华为游说的还有一家名为J.S.Held的全球咨询服务公司。该公司游说的领域包括外国投资、电信、出口管制、经贸制裁和国防授权法案。
华为自2019年开始加大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并聘请美国知名律师或咨询公司作为说客，从美国“内部”展开游说。美国国会游说登记资料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度，华为此前聘请的公司中，有四家仍与华为保持合作关系，包括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Steptoe&Johnson LLP）、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Jones Day）和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
海康威视新添前美制裁政策官员为其游说
中国另一家公司海康威视最近也新增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为其游说。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制裁政策高级顾问的彼得·库西克（Peter Kucik）上个月加盟海康威视聘请的游说公司水星公共事务（Mercury Public Affairs），担任该公司的常务董事（managing director）。
水星公共事务公司上个星期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注册登记文件显示，库西克将为中国监控设备公司海康威视的美国子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游说、公共事务、政府关系等服务，包括与美国官员的接触。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FARA），为外国政府和利益团体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进行活动的个人和实体，都需要向美国司法部申报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据水星公共事务公司发布的新闻稿，库西克曾在落实美国对利比亚和缅甸制裁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放松对古巴的旅游和汇款限制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份新闻稿说，库西克在咨询和法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帮助全球各地公司了解和应对美国制裁，提供风险评估，进行确保合规的尽职调查等。
司法部的FARA申报信息显示，两位前民主党众议员早前也加入水星公共事务的海康威视游说团队。一位是托尼·莫菲特（Tony Moffet），他在1975年至1983年间担任康涅狄格州第六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曾为拜登2008年竞选总统提供建议。还有一位是曾在1993年至2017年间担任加州联邦参议员的芭芭拉·伯克斯尔（Barbara Boxer），她后因舆论压力退出游说。
拜登政府维持制裁政策
在华为和海康威视聘请美国前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扩充其游说队伍之际，拜登政府正在评估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政策，而且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参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禁止美国商务部在没有核准华为已不构成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取消对华为施加的限制。
拜登政府目前看起来仍然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为和海康威视的限制。上个月，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包括华为和海康威视在内的50多家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这两家公司也被指参与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的迫害和监控，商务部仍未放松对这两家公司的出口制裁。华为和海康威视都对美方的指控予以否认。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上个月还表决同意启动一项调整审批程序的计划，旨在全面禁止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和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通信网络。FCC目前制定的清单上有五家中国企业，其中就包括华为和海康威视。
公关公司
除游说活动之外，华为和海康威视海也在聘请公司进行媒体公关和宣传活动。
根据司法部的FARA申报信息，华为目前聘请有三家公司，包括锐思博德（Racepoint Global）公共关系咨询，总部位于纽约的罗德公关（Ruder Finn）公司和今年1月刚建立合作关系的ADlab LLC公司。
与海康威视有合作往来的除了水星公共事务公司外，还有总部在纽约的博雅公关公司（Burson Cohn and Wolfe,BCW）。这间跨国公共关系和传播公司在中国四大城市有办事处。该公司今年6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显示，海康威视美国子公司每月支付的最新基础服务费为约4.3万美元。
在美国，个人和公司的游说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前美国议员和官员为外国政府和利益团体游说也引发争议和一些人士的担忧。此前，拜登国安团队成员曾在有中国业务的咨询公司任职，就引发各界的审视。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曾提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Congressional and Executive Foreign Lobbying Ban Act），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